工业社会已经完结，而知识经济时代有新的财富产生机制。
打开东芝笔记本电脑，它拥有一个价值300美元的英特尔芯片(英特尔从中可以获得250美元的利润)和一个价值50美元的微软操作系统授权(微软从中可以获得49.95美元的利润)，然后这台笔记本电脑被东芝公司卖回到了美国，价格是1000美元。如果幸运的话，东芝和其他的供应商可以在这笔交易中获得50美元的利润，是全部的利润。
在这个例子中，价值300美元的英特尔芯片和价值50美元的微软操作系统授权从美国出口，价值1000美元的产品又进口到美国。虽然美国得到了650美元的贸易赤字，但是净得300美元，其他国家也许在此过程中只得到50美元，更关键的是美国人控制利润的规模和流动方向。
那么你会投资在哪个经济系统呢?答案自然不言而喻。
在《操纵金钱——知识经济时代的财富游戏》和《华尔街的肉》两本书中，安迪·凯斯勒用风趣幽默的文笔详细地回顾了自己的投资生涯，作为一个曾经有不错业绩的摩根斯坦利证券分析师和对冲基金经理，他想搞清楚知识经济时代财富在哪里?它要去哪里?
《华尔街的肉》一书主要描述的就是凯斯勒作为一个证券分析师的成长过程，通过一个过来人的口吻，揭示出华尔街财富背后的贪婪和狡诈。凯斯勒最初是贝尔实验室的一名工程师，后来进入华尔街的投资公司从事高科技行业证券分析，凭借对技术尤其是芯片领域的熟悉，成为英特尔和摩托罗拉等公司的“斧头”(指对公司盈利有准确预测的分析师)。但是在证券经纪业务的逐渐萎缩和互联网浪潮的逐渐冲击下，投资银行业务成了华尔街的中流砥柱，很多分析师放弃了曾经坚守的为投资者服务的理念，配合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做出各种误导投资人的报告，成了华尔街的“肉”。
为了不成为这块任人宰割的“肉”，更为了不仅仅做个财富的旁观者，凯斯勒来到硅谷，与另一位合作伙伴成立了一个对冲基金，开始投资硅谷的高科技公司，希望能够参与到财富创造的上游环节。《操纵金钱》一书描述的是凯斯勒的硅谷投资生涯。他和合伙人弗雷德每天坐着“四个门的办公室”(汽车)参加各种会议，拜访大量的公司，去寻找那些被众人所忽视的细节，挖掘最有投资价值的公司。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，他也在思考知识经济时代的财富机制，整理出了自己的思维框架，找到了投资一家企业的三个秘诀：庞大的市场(魔鬼市场)、超凡的竞争优势(不公平的优势)、运作这个优势的商业模式。在凯斯勒实践这一理念的过程中，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投资“永远都不算太晚——只要某些新的发明能够节省成本并帮助市场规模化发展”。
凯斯勒认为要投资那些具有长远发展前途或者有新技术的公司，尽管其产品价格可能会迅速降低，但是它们是产业链的重要环节，甚至是催生新产业的母体。他以知识经济时代的眼光来分析18世纪工业革命时代蒸汽机引发的资本故事，“里面有市场需求(矿井中的洪水)，技术(瓦特的冷凝器和维尔金森的精密汽缸)，资本(博尔顿的钱)，知识产权(议会的专利法案)和闲置的劳动力(无地可种的农民)。”随着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，蒸气机所产生的动力价格不断下降，但是当纺织、运输等行业开始使用蒸气机的时候，瀑布效应出现了。
知识经济时代商业规则的核心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，那就是寻找那些会产生瀑布效应的公司。尽管这些公司的产品很小，不起眼，但是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要用到它的时候，瀑布效应就会产生，而金钱也会源源不断，这就是“操纵金钱”的本质。比如电脑的CD驱动器要使用激光二极管，那么投资激光二极管公司是一项不错的选择。伊兰公司的众多业务并不出色，其股票少人问津，但凯斯勒经过反复调查，了解到其生产的激光二极管驱动器，可以使网上免费下载MP3音乐成为可能，而这种每台电脑必须配备的驱动器价格仅仅2美元，投资这家公司使凯斯勒获得了非常高的回报。
每卖出一个40美元的罗技鼠标，中国生产商只获得大约3美元，而其他的钱则被美国的设计、芯片和零部件企业赚走了。芯片设计产业模式是这样的——美国人设计方案，通过电子邮件发出，委托中国台湾台积电公司为其廉价制造大量芯片。一个8英寸的晶圆中有 2000个潜在芯片，成本只有2000美元，而一个芯片开始可以卖20美元，即使竞争激烈也还能卖10美元，能从每个芯片中赚取至少8美元。也许，这个芯片装在中国DVD机里又卖给了美国消费者。表面上看，中国获得了DVD机的99美元，但是赚取的利润只有2美元，但创造了99美元的美国逆差，而实际上美国赚取的利润要远远高于中国。
这足以说明知识经济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差异了。在凯斯勒看来，“工业社会已经完结”，而知识经济时代则是知识规模被激活了，设计和制造可以分离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只要“思考”就能赚钱，而新兴市场国家(例如中国)则只能通过“流汗”赚取很少的利润，用他书中的话就是：“我们思考，他们流汗”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“流汗”模式，什么时候也能以“思考”来赚钱呢?■
